(唐凱麟,湖南師範大學中華道德文化協同創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倫理學基礎理論和中國倫理思想的教學與研究。資料圖)
  禮節與人情問題,在中國乃至在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一些東南亞國家,可以說是一件牽動千家萬戶、覆蓋各階層人們的事情。在儒家看來,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人講禮義、重禮節、尚人情。正是講禮義、重禮節、尚人情才把人和動物區別開來,也才凸顯出人的高貴與尊嚴。所以古人說,“禮者,人之大端者也”。有人說孔子雖然提出了“仁”的學說,強調仁愛,但實際上是“內仁外禮”,其重要的依據是孔子說的“克己復禮為仁”,應該說這這是沒錯的。儒家為什麼這樣重視“禮”呢?這是因為儒家認為“禮”是一種組織社會、治理國家的理想形式。它能夠“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在儒家看來,人們生活在按照這種禮的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中,儘管各人的身份等級不同,但能夠做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而知好禮,則志不懾”(《禮記·曲禮上》),這樣就能維護社會生活的正常秩序,實現人際關係的和諧。所以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
  儒家關於禮的學說,可謂博大精深,十分複雜,內容涵蓋了政治觀念、國家制度、文化教育和倫理道德等等,其組成部分也有六種之多,即禮義、禮樂、禮儀、禮俗、禮制、禮教等等。這些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講得清楚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儒家關於禮的學說,今天看來,有精華也有糟粕,其糟粕方面主要是封建宗法性、等級性,而其精華的部分則確實反映了中華民族深層的精神追求和深刻的道德智慧。中華民族向來以“禮義之邦”著稱於世,不能不說是得力於這種禮文化的熏陶;儒家這套禮的學說到了宋代以後就把重點轉向於家族生活即“家禮”和基層的社群生活即“鄉禮”,這可以說是屬於儒家禮文化的“禮儀”和“禮俗”的範圍。我們今天講的禮節與人情問題也主要是涉及這兩個方面。
  本來,禮節和人情是不可分的。《禮記·問喪篇》說:“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可見,禮節和人情是分不開的。禮節是人際交往中一種情感信息的交流與傳遞。所以儒家強調“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非禮也”(《禮記》)這就是說,在人際交往中情感的交流是十分重要的,而且這種情感的交流與傳遞應該是相互的、對等的。這個傳統傳承到現在,當今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重禮節和講人情就成了一種可以相到替代的口頭禪。講禮節就是送人情,送人情也就是講禮節,這又叫做“禮數”到了沒有。但這種禮節和人情無論是內容與形式還是範圍與目的,在今天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當代中國,重禮節、講人情的好傳統可以說完全變質了,以致很多人為人情所累,背負沉重的“人情債”的包袱,甚至產生了一種人情恐懼症。現在在一些地方、一些人群中,一年的四時八節要送禮;婚喪嫁娶要送禮;小孩出生、做滿月、做周歲、上學、畢業、參加工作要送禮;人們的生日、生病、加工資、升級、調動工作、搬家、退休要送禮等等,不一而足。筆者沒有作過具體的調查與統計,反正各種送禮、送人情的事名目繁多、花樣百出,幾乎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一些人挖空心思,巧立名目,辦這辦那,就是囊中羞澀也要辦,也要送禮;一些人戰戰兢兢、唉聲嘆氣,硬著頭皮、勒緊褲帶送禮。這對一般工薪階層來講,真是人間一劫,苦不堪言!這樣,自然使禮節人情完全變了味,違背了它的本意,磨滅了它應有的功能。禮節人情變成了一些人炫富、斂財、拉關係、開後門、甚至拉幫結夥、聚眾鬧事的手段,造成了一種的社會的病態現象,成為時下的一大社會的公害。
  我們不能否認一切禮節人情,相反地,正常的禮節人情往來還是必要的,特別是在商品生產、市場經濟日益深入發展的今天,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那種重禮節、講人情的優良傳統尤為必要。我們知道,市場經濟是一種以利益為導向的經濟,利益最大化是它運行的內在機制,可以說沒有對利益的追求就沒有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這種經濟的好處是能夠通過市場競爭合理地配置社會資源,激發人們的競爭意識、進取精神和個人潛能,提高生產的效益,伸進經濟社會的發展。但也有它的弱點,這就是喚起了人們追名逐利的心理。什麼都要計算一番,看有沒效益、能不能賺錢,能賺多少錢。也就是說,一切以功利為出發點與落腳點,以致一切向錢看幾乎成了某些人的人生信條。這樣一來,人與人的關係就可能被完全功利化、工具化,人可能變成一個純粹的經濟的動物,自然地也就會排斥禮節人情,管你什麼人情禮節、親情友情愛情,一切都可以成為商品,人情如紙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完全變成了一種冷冰冰的現金交易的關係。這就是一些人所講的“現代化的陷阱”,也是西方人講的“現代性問題”。所以在商品經濟發達的西方,西方一些有識之士也提出“要商品經濟不要商品社會”口號。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後,一些有識之士就批評美國和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一種“沒有人情,反人性的資本主義”。因此,我們在發展商品生產、市場經濟的同時,繼承與弘揚我們民族傳統文化中重禮節、講人情的精神和優良傳統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補市場經濟之蔽,糾商品生產之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序健康地發展,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但是我們又要清醒地看到,由於商品生產、市場經濟負面效用的影響,也由於我國長期以來那種“行政本位”、“官本位”的侵蝕,還由於我國曾經長期是小生產的“汪洋大海”,小生產者的弱點所造成的那種“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虛榮心的殘餘流毒,也使得目前我國社會盛行不止的人情禮節之風,確實如前面講的變了味,成了使人們苦不堪言的社會公害。其表現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至少有如下幾個傾向,值得人們理性地對待,認真地反省,堅決地抵制。
  一是禮節人情商品化。這是所謂“市場法則”在禮節人情交往中的反映。本來我們的古人在禮節人情上是非常講究的,十分強調“名分之守,愛敬之實”,認為講禮節、送人情要註重品位、高雅、實惠,故有“君子之交淡如水”、“千里送鵝毛,禮輕情義重”之說。所以儒家特別強調“禮之本”和“禮之文”之分,即在內容和形式上的關係要註重實在內容,不要只講形式,而要註重品味,高雅和實惠。所以孔子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又說:“人而不仁如禮何?”而我們現在則不然,一律打紅包,紅包中錢多錢少還要相互攀比。受禮的人也以錢多為快、為重。將來要回禮自然也以此為準。這樣送禮、送人情所隱含的實際上是一種商品交換的原則——等價交換。一切以金錢為尚,禮節人情完全成了一種商品交換。無論是送禮者還是受禮者,無形中都變成了商人。這就完全喪失了禮節人情的本意,不但達不到傳遞交流相互關心、相互尊重的情感的目的,反而有時因為送沒有送禮,送少了禮,耿耿於懷,甚至反目成仇。
  二是禮節人情權力化。這是我國長期以來那種“行政本位”、“官本位”在禮節人情上的反映。本來中國儒家在禮節人情上的構想的本意,是要溝通官民之間的關係,緩和上下之間的矛盾。即前面《禮記》所說的,“富貴而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而好禮,則志不懾。”使官民之間、上下級之間達到“名分之守,愛敬之實”的目的,做到“內存和悅,外有品節”。可是現在,一些官員接受他的下級、老百姓的禮品幾乎成了一種特權。一些官員總是挖空心思巧立名目“請客”,以行搜刮民脂民膏、貪污腐敗之實。一些鑽營者也趨之若鶩,投其所好,大搞變相的行賄之風。這就是現在為什麼一些被查處的官員總有無法說明其來源的巨額財產的原因。民間流行一句話,說對於一些官員來說,“誰給他送了禮的,他們不知道,但誰沒有給他送禮的,他一清二楚”。這就反映了一些官員的一種特殊的心態,似乎接受下級、民眾的人情禮物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忘記了“禮尚往來”的古訓,更忘記了潔身自好、努力為人民服務、為老百姓辦實事才真正是理所當然的。
  三是禮節人情庸俗化。這也是當代中國在禮節人情問題上的一個值得重視的歪風。在一定意義上,這是中國小生產者的殘餘影響所造成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扭曲心態在禮節人情問題上的反映。本來中國古人講禮節人情,還有一層含義是通過禮節人情,實現人們的身份認同,即荀子所說的“以禮定倫”,以此來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內仁外禮”的倫理關係,促進人際之間的和諧。但是,現在在一些地方、一些人中間卻不是這樣。他們“死要面子活受罪”,把禮節人情當作他們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關係工程”,這就助長了社會上那種拉拉扯扯、拉幫結派,抱團結夥的不正之風。有些人就是以請客送禮為手段,互相吹捧,拉關係開後門,謀取不正當的名利,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生活的正常秩序,違背了做人做事的基本準則,一切都只講哥們義氣,都只講小集團利益,無事不敢做,無法不敢違,甚至還在地方上呼風喚雨,為非作歹,互相支持、互相包庇、狼狽為姦。這就把禮節人情完全庸俗化了,使它成為了社會生活的毒瘤,侵蝕了正常人際關係,對社會危害之大,確實也不可小視。
  總之,上述這些被扭曲了的所謂禮節人情,嚴重地毒害了社會風氣,擾亂了社會正常的生活秩序,阻礙健康和諧的人際關係的發展,成為貪污腐敗的溫床,影響人們的生活質量和腐蝕青少年的禍首。我們要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必須對其保持高度的重視,堅決的抵制,嚴肅的批判。為此,我們必須把糾正禮節人情交往上的不正之風和反腐倡廉結合起來,返璞歸真,恢復禮節人情的本來含義,加大貫徹執行中央“八項規定”的力度,充分發揮新聞傳媒的監督作用、各級公務員的帶頭作用和先進模範人物的表率作用。同時,對於廣大民眾來說,也要轉換觀念,移風易俗,從我做起,從實事做起,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新型禮節人情風尚,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本文據作者在2014年湖南省參事室(文史館)“道德講堂”上的發言整理。
  
  
  (原標題:唐凱麟:關於禮節與人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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